【四十年四代人】四位司机的火车人生

发布时间:2018/12/22 11:14:03

      改革开放40年来,中国的火车实现了从蒸汽机车、内燃机车到复兴号划时代的飞跃;时速从慢悠悠的60km/h到世界第一的350km/h;车厢从人满为患的绿皮车,到座椅能调节、智能控温的“复兴号”;旅客出行的步履变得越来越轻松。而火车司机,他们见证了这四十年来中国火车的发展,他们的工作、生活与铁路紧密相连。
  今天,我们跟随这四位具有时代代表性的火车司机,走走他们工作的路,听听他们别样的火车人生——
  学不会开车的“学霸司机”
  薛军,33年驾龄的老司机,光火车驾照就有7本,亲身经历了中国铁路速度全部的重大升级,他的人生和中国火车飞速发展的轨迹重合在一起。
  薛军的七本驾照涵盖了四个时代:蒸汽、内燃、电力和动车。其中,动车有三本:第一本是200-250公里速度等级的,第二本是2011年7月份京沪高铁开通后考的,速度等级是300-350公里的。第三本动车的驾照是J1驾照,相当于汽车的A本。
  按照一般人的观点,火车驾照可比汽车驾照难考多了。但这件事在薛师傅身上正好翻了个个儿:作为一名“考证学霸”,薛军在考汽车驾照这件事上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学渣”。
  薛军对此表示无奈:“我也报名想去考汽车司机驾照,第一科考过了,到上车教练陪我实习的时候,我一见人就停车,一见人就停车,教练说人离着远远的你为什么停车,我说我是火车司机。”
  由于火车制动距离非常长,火车司机的训练是,只要线路上见到人,先鸣笛,然后减速或紧急停车,看到人的时候就必须得采取措施了。所以,一到公路上,见到到处都是人,薛师傅就不敢开了,甚至到现在他坐汽车都害怕。
  火车跑起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紧急情况,一旦发生险情,应对起来比汽车难度要大,压力可想而知。但薛师傅一开起火车来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,完全没有开汽车时候的胆怯。在他看来,做一名火车司机,要具备的一个最重要的素质就是:冷静。
  开火车都会出现哪些紧急情况呢?薛军给记者举了几个例子:“在高速列车运行的时候,撞鸟是经常的事,会产生一些什么后果呢?比如把玻璃撞坏影响前面的瞭望,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。还有比如天气不良的时候刮大风,有大棚的塑料袋被吹到接触板上,我们发现接触板上有异物,必须及早采取措施,因为受电弓经过线路的时候就会把受电弓刮坏。我们有一些非正常的演练,在平常的时候,我们要不间断地演练,保证了遇突发事件心态的平稳。”
  驾驶最新的动车高铁,需要司机与智能设备接轨,意味着人的行为要高度程式化。为了强化这种工作意识,并在刻板的工作中保持长时间的注意力高度集中,薛师傅的工作日常有外人想象不到的辛苦。但在薛师傅眼里,现在是火车司机最幸福的时候。
  薛师傅说:“蒸汽机车想要喝开水必须自己烧,从炉子里面抽出炭来放上壶,那样烧水喝。到内燃机车就好了,有电炉子的,但是不敢乘满一壶水,因为车上晃,稳定性差,往往是打上半壶水,烧开了喝。那时候还有一盒饭,蒸汽机车是12一小时班制,带上两顿饭就足够了。到内燃机车,一跑就跑两天车,出城的时候,带满一盒饭能吃两天,头天的时候吃的饭还比较新鲜,到第二天的时候,往往就有味儿了。而现在因为速度高,运营时间短了,喝水、吃饭都不是问题了,而且饭菜质量大大改善。可以说一个天上,一个地下。”
  他给“老司机”们当教头
  2017年,第一列由我国自行研制的复兴号投入运行,一年后,全球最长高铁列车——16辆长编组“复兴号”也正式亮相,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大长金”。苗铮,是这两个“首列”的驾驶员。
  苗铮一共开了21年的火车,亲历了中国铁路大提速,“这变化太快了,我最早在吊车机工作,最高速才跑40公里,现在我在高铁上最高时速能达到350公里,这多大的差别。”
  高铁动车组司机,坐在充满科技感的操作间里,感受着风一般地速度,这工作让人羡慕,不过,这高铁司机也不是谁都能干的。
  2014年,随着动车组司机队伍不断壮大,新职人员的培养,新设备、新线路相关业务的教育,都需要有专业素质较高的人员来担任。而两次“第一个”的老司机,绝对的实力派,苗铮,被锁定了。他现在被人称为“教头”。
  苗铮介绍说,高铁动车司机的选拔程序尤为复杂,要经过重重考试和培训。最后要做到“熟悉各个车型,所有的车都得会开。针对不同的车型怎么操作,还有车上不同的安全设备怎么使用,都必须掌握。”只有这样,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高铁司机。
  不过,在他看来,现在的新司机比起他当年已经幸福了很多了。苗铮那会儿开高铁全靠自己摸索。因为所有人都是刚接触这个新生事物,就连老师傅都不是完全懂。
  2011年,苗铮全程参与了京沪高铁开通前的联调联试,几天几夜不合眼是常有的事。正是在苗铮和同伴们一次次的试验与磨合中,京沪高铁的原始数据和流程标准开始逐步积累。“晚上这个车接回来以后,要进行跑合实验,跑过多少公里数以后才能运行,我们通过实验总结这个车怎么操纵、操纵存在什么问题、对乘务员有什么影响等等这些的经验。”
  现在的新司机则完全不用受这份罪,问题该摸索的已经摸索完了,只要教头们把所有的经验传授给他,愿意学就能学会了。为了做好培训,每次培训苗铮总会先把课堂设在现场,带领新司机去“看车、摸车、画车”。他还随时随地检查培训成果,每当有司机从他身边经过,他还会立马就发问,是个相当严格的“教头”。
  严格自有严格的道理,苗铮向记者讲起了自己最危险的一次驾驶经历, “2016年,济南有一个地方的化工厂爆炸,有一个铁管炸在高铁线路上,当时车跟铁管撞上了,铁管卡在车轮和排障器之间,这时候,车肯定不能继续走了,我只能返回到济南西站然后换车。”苗铮说,“这一步应该做什么,下一步做什么,不能有疏忽。如果司机操作一步有差的话,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。我们首先必须保证车的安全,其次保证正点,这是高铁动车组司机的标准。”
  2.6公里!这个火车有点长
  与中国高铁近年来所创造的“速度奇迹”来比,重载铁路列车所创造的“运输奇迹”却还鲜为人知。铁路总公司的数据显示,铁路目前承担了全社会85%的木材、85%的原油、60%的煤炭、80%的钢铁及冶炼物资的运输任务。而重载列车运输则是当仁不让的功勋重臣。
  相比普通列车的四、五千吨,重载列车的牵引重量至少要达到八千吨以上。1984年,中国才有了第一辆重载列车,比世界第一的美国晚了20年。1992年,中国第一条重载铁路大秦铁路全线贯通。2003年,中国首次在大秦线开行了万吨重载列车。2004年,大秦铁路2万吨重载组合列车试验成功。2006年,2万吨重载列车在大秦线上正式常态化开行。而到了2014年,3万吨重载列车在大秦线上试验开行成功。中国成为世界上仅有几个掌握3万吨铁路重载技术的国家之一。
  两万吨重的列车,总共全长2614米,也就是2.6公里长,如果三万吨的话,是3971米,接近4公里长。翻山越岭时车身蜿蜒曲折,如同现实版“贪吃蛇”。
  景生启,从事重载司机职业17年,驾驶两万吨重的列车11年。大秦线上的王牌司机,中国第一辆2万吨和3万吨重载列车的主控司机。
  景生启告诉记者,现在大秦线每天开行两万吨重载列车65段左右,也就是每天的日运量是常态化的130万吨煤,数量是相当可观的。反观国外,国外甚至有3万吨、5万吨,但是没像咱们普通货车80公里高速,它重载就是一个星期载一次。载到三万吨或者五万吨,最高速度是30公里,就和人散步似的,达不到跑的级别。
  2万吨的庞然大物以80km/h的速度奔驰,说不上是风驰电掣,但操作难度和其中的惊险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。因为长、大、重的特点,两万吨列车的驾驶最大的难题总结起来就是六个字:拉不动、停不住。
  景生启解释说:“从大同与秦皇岛的海拔落差是一千米。相当于拉着重车几乎全下坡方向走。下坡方向如何把速度控制好了,这是一个最大的难点。拉不动还好说,拉不动大不了救援,但是停不住,这就相当危险。轻的就追尾,要不就是脱线、颠覆、翻车,甚至放飏。”
  景师傅和同事不断计算不断调整操纵方法,一米一米地调整制动地点,一秒一秒地修正制动时间,最终形成了在大秦线重载司机中广泛推广的“生启治坡法”。3万吨重载列车试验开行成功以后,景师傅又摸索出了3万吨列车操纵办法,填补了我国重载列车操纵技术标准空白。
  “洋气”的中欧班列和18个老爷们
  张晓军,今年46岁,有23年驾驶经验,是牵引中欧班列在两个国门之间穿梭的第一批中欧班列火车司机,一个月要出境10次以上,平均每三天出国一次,负责驾驶中欧班列到达俄罗斯后贝加尔站,将班列交接俄方司机后,他再驾驶机车返回满洲里。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,他亲历并见证了口岸站国际运输发展与繁荣。
  2015年满洲里开行第一列中欧班列那天,恰好张晓军值乘。3年来,中欧班列从一开始的一天一列或者两三天一列,到今天的每个月开行一百多列,货币货物的品类也成倍数增加,从日用品到电器再到轿车的出口,这些都显示了中欧贸易交流发生了质的飞跃。
  张晓军回忆说,2015年的时候挂的车厢少,有时候40多节,现在基本上都是60节。那时候运量少,货运单性非常单一,基本以水果、蔬菜为主。现在商品多样化了。“证明‘一带一路’中欧班列的开行,中国已经有更多商品走出国门、走向世界了。”
  由于中欧班列开通后货运量大幅增加,满洲里的出国司机18人分成9个班组,货运量高时一昼夜会开出四五个班组,7(天)*24(小时),随时预备,随时出发,出国司机们的工作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光鲜有趣。张晓军忍不住吐槽:“国门,我成天走就是没有上过,不知道国门里面到底是什么样。”
  因为中国轨距是1435毫米,俄罗斯的是宽轨,1520毫米,出国司机到了俄罗斯主要任务是进行调车作业。所谓调车,就是把列车带到俄罗斯后贝加尔口岸的货运场,等吊车把集装箱换到位于俄罗斯宽轨的火车上之后,中欧班列将继续一路向西,抵达欧洲各国。
  满洲里一开行,一出发就是长大坡道,曲线多,中国的信号是左制的信号,就是道路的左侧,俄罗斯的信号是右制的信号。开车时,张晓军总会在内心告诫自己:一定要想着,我现在在俄罗斯,现在是右制信号,右制信号好了才能行车。“安全系数要高,因为外事无小事。”张晓军说,“这个时代特殊,我们又有特殊的使命,我们出去了,不高说,最起码要注意自己的形象能否代表国家、代表民族。”
  张晓军曾经是一名复员军人,说起出国司机的事,他满脸满心都是满满的骄傲,他说,出国司机的队伍,是每一个司机都向往和努力的方向。张晓军说:“我们9个班18个人,机车整备、机车保养、卫生文化条件,在全国也是数得上的。可能我们这18个老爷们在家不太干活,但机车不行,这是我们生活。铁路有一句话,企业靠我发展,我靠企业生存。它是我的饭碗,必须把它亮亮堂堂的。”
  让张晓军尤为骄傲的是,出了国门,他们和俄罗斯的火车停在一个站场,并列排着。俄罗斯的边防人员和中国的人员都愿意上中国的车。“到哪都不埋汰,所以这不仅仅代表了我们个人,而且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形象。”张晓军自豪地说。
  结语:
  也许这四位火车司机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所有的铁路人,但我们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代一代铁路人传承的精神。
  采访的过程中,每每说到各种型号的机车、各种难忘的工作经历和专业到令记者跟不上趟儿的操作技术时,司机师傅们总是滔滔不绝,眼睛里闪着光芒。